扎根西部大地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作者:马小洁(兰州大学党委书记)
党的二十大吹响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进号角,进一步激发了高校自觉肩负起以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使命担当。兰州大学将始终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学深悟透做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更加解放思想、更加主动进取、更加团结奋斗,在西北办好一流大学,不断释放支撑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新活力。
增强历史主动,引领事业发展形成新格局。扎根西部、服务国家、引领发展,是兰州大学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战略布局重要组成部分所应承担的最朴实的社会责任和最主要的历史任务。百十年来,兰州大学自强不息、独树一帜,已成为我国特别是西部地区高水平创新人才培养、基础科学研究和高新技术研发、高层次决策咨询的重要基地,成为国家和区域创新发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兰州大学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深刻领悟党和国家发展对高等教育的殷切期待,准确把握学校所处的时代坐标和历史方位,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清醒,不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不断强化“一流”意识,提升干事创业精气神和战斗力,充分激发蕴藏于师生之中的发展伟力。坚持在特色中兴文、在原创中厚理、在厚理上拓工、在创一流中精农、在抓基础上强医,进一步强化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优化专业结构布局,锻造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挖掘区域禀赋潜力,塑造学科特色发展新优势。促进西部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一直以来,兰州大学立足西部独特的资源禀赋,在青藏高原、冰川冻土、风沙治理、敦煌学、中亚问题、区域经济等领域,形成了一批原创性引领型的学术高点。新时代新征程,兰州大学将进一步把研究解决学术前沿问题与解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问题、理论问题相结合,凝练学科方向、塑造优势特色,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最大程度展现学科价值。强化问题牵引、团队传承和学科辐射,提升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政经法等基础优势学科核心竞争力,增强优势特色学科对主流学科发展的原创性贡献,构筑特色优势学科的高原高峰。面向西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谋划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领域新兴学科。创新探索基于青藏科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等具体案例的交叉学科,努力在与区域发展同频共振中形成立体化、特色化的学科发展新赛道新优势。
强化有组织科研,彰显战略科技力量新势能。近年来,兰州大学紧紧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充分释放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潜力,首次合成共价有机框架材料的大尺寸单晶,研制成功首颗极大规模全异步电路芯片,原创性地提出“黄河水系发育模式”,研发出风沙灾害治理新技术,着力解决在种质创新和生命健康等方面对基因功能和作用机理的重大需求,在西部树起了创新驱动、勇创一流的旗帜。未来,兰州大学将进一步增强党建引领和统筹科研高水平发展的能力,点燃各类科研组织和广大科研工作者科研报国的激情和动力,激励引领大家心怀“国之大者”、紧盯“四个面向”,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科学问题,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持续整合汇聚项目、人才、资源等科研要素,围绕“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等,超常规布局建设一批“打基础管长远”“有特色创一流”的重大项目,全力推进草种创新与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打造西部安全重大科研平台、西部高发疾病转化医学与新药研发科教平台等,努力在应用技术研究、关键性技术突破上取得更多新进展。
坚持立德树人,展现人才自主培养新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教育是根本、科技是关键、人才是基础。兰州大学一直以人才培养见长,毕业生中当选两院院士、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人数稳居全国高校前列,创造了化学“一门八院士”、地学“师生三代勇闯地球三极”等享誉国内外的“兰大现象”。今后,兰州大学将始终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紧紧围绕“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这个时代课题,坚持人才强校战略,站在后继有人的高度,加强战略科学家和青年优秀人才培养力度。坚持以德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育人理念,完善一流育人体系,发挥一流学科优势,推进学科优势向专业优势转化、人才优势向育人优势转化、科研优势向教学优势转化。深化“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强基计划、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基地内涵创新与示范引领,完善导师制,建立优秀本科生提前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的培养模式,实施本研贯通一体化培养。深化专业升级改造,促进“四新”交叉融合,加快培育微专业、交叉学科专业。开展课程存量改革,加强跨学科贯通课程、在地国际化课程建设,推进实验实践课程与社会发展、科技进展的有效衔接。坚持以一流科研成果反哺一线教学,注重用科技前沿问题、重大原始创新问题开阔学生战略眼光、厚植科学素养,培养学生跨学科能力和解决综合复杂问题的能力。坚持“五育并举”,深化“三全育人”,努力培养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时代新人。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0日 05版)
多地发放数万元育儿补贴:能否释放生育潜能,除了发钱还应做什么******
又一地方政府用“真金白银”激发生育潜能。1月11日,据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卫健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管理办法》初步拟定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另外每年发放15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75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2500元;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5000元,另外每年发放2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1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3667元;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0元,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9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6333元。
深圳市卫健委指出,适时建立育儿补贴制度,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发放育儿补贴,能够有效提振市民生育子女特别是生育二孩、三孩的意愿,进一步释放市民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让人口红利长期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助推器。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自2021年以来,从省级到市县,目前已有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比较而言,市县的政策措施更细化。从措施内容来看,以现金补贴为主,部分地方还提出了住房等方面的倾斜政策。
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以现金补贴为主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印发,明确指出,当前,进一步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具有重大意义。
同月,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强调切实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与生育政策配套衔接,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这场会议召开次日,四川攀枝花即宣布率先发放育儿补贴金,对2021年6月12日及以后,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
后来,更多地方陆续开始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省级层面上,《广东省公共服务“十四五”规划》提出,探索对生养子女给予普惠性经济补助;浙江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对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给予育儿津贴、托育费用补助;北京明确逐步建立完善家庭养育补贴制度。
此外,湖南、吉林、黑龙江、云南、福建等地均提出通过补贴制度鼓励生育,黑龙江还要求适当向边境地区、革命老区倾斜。
相较于省级层面的要求,一些地级市及区县则出台了更加细化的措施。除较早探索育儿补贴制度的攀枝花市外,陕西省汉中市对夫妻双方以及生育子女的户籍均在该市,符合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和第三个子女的家庭,由子女户籍所在地县区分别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2000元和1万元;湖北省安陆市对本市户籍人口2021年5月31日后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夫妻,每月补贴200元、400元,直至幼儿年满3周岁。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金补贴之上,一些地方叠加探索住房等方面倾斜政策。如,北京市明确,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可以纳入优先配租范围,并在户型选择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湖南长沙则对依法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增加1套购房指标,根据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生育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在县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的政府补助,在各中心集镇等集中居住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3万元的政府补助。
还有一些保障措施包括,江苏省明确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生育二孩的给予50%的补贴,生育三孩的给予80%的补贴;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在该县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就读的户籍常住家庭,二孩每生每学年给予1000元的资助,三孩每生每学年给予2000元的资助;安徽省规定,公民接受绝育手术后要求再生育的,其恢复生育手术的费用由受术者所在单位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给予补助。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表示,育儿补贴,实际上是一种以经济支持为内容的生育支持政策,“支持生育的政策,包括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是经济支持,第二种是劳务支持,比如托育托幼机构的建设,第三种是时间支持,比如育儿假、产假等。”
任远同时指出,育儿补贴在不同地区的效果可能不一样,“在经济发达地区,育儿补贴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因为在这些城市中的生育成本、儿童养育、儿童教育的成本都非常高,以及母亲生育的机会成本也非常高,育儿补贴对于生育行为的激励作用不会很高。但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生活成本比较低,生育和养育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同样的育儿补贴,对于提高生育率的效果可能会更为明显。”
对此,任远建议,需要结合不同地区人们的具体生育需求,根据人们在生育过程中面临的工作-生活、养育、教育等具体困难,来提供相适应的生育支持政策。比如,一些发达城市中,家庭生育碰到的主要困难可能主要是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冲突,女性的职场压力会降低其生育意愿,此外,家庭的小型化使家庭内部育儿有一定困难,因此,对这些地区,可能最主要的生育支持政策要放在托育托幼政策的支持上,以及发挥企业对于工作和家庭平衡的支持作用也很重要。
生育意愿尚未得到满足
深圳市卫健委在此次《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中指出,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速持续放缓,结婚率逐年下降,又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生育水平持续走低,人口形势面临重大挑战。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生育水平。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仅为1062万,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1.15,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水平,与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的稳定在1.8左右的生育水平相去甚远。
在各地陆续探索育儿补贴制度后,公众更关注“真银白银”补贴后的效果。
其实,少子老龄化的问题在日本、韩国也已存在多年,且两个国家都进行了一定育儿补贴政策。
澎湃新闻近日报道,2022年年末,韩国总统直属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委员会公布《人口结构变化应对方案》,将增加育儿假和津贴,并将修改法令使非婚生子女在制度方面不再受到歧视,还将促进移民、外国人和老年人的就业。日本政府则计划从74岁以下人群的医疗保险费用中抽取资金,从今年起将一次性生育补贴提高到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940元),较去年增加8万日元。
“日本、韩国生育率的下降,比中国要早,同时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上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日韩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提供的生育支持政策,对我国的生育服务和支持政策制定有较大启发。”任远说,从已有的文献看,日本和韩国的生育津贴政策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韩国,“这也反映出生育补贴政策,对于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人们生育意愿的支持作用有限。”
任远指出,采取一系列的生育配套服务和支持政策,使一些希望生育但是生育意愿并未满足的人群得到服务和支持,还是可以提高生育水平的,“比如我国的生育意愿现在是1.6到1.9,但是实际生育水平只有1.3,意味着只要通过生育服务和支持,使人们的生育意愿得到更好的满足,我们的生育水平是能够提高的。”同时,任远提出,在更深层次来看,在现代社会的生育文化中,生育的价值本身在逐步减弱,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发展,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在减弱。如果人们本身并不想生育,通过各种生育支持政策来提高生育水平的效果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国家生育政策来说,还需要在生育文化建设上做一些改变,“在计划生育时代,形成了‘只生一个’的生育文化,独生子女一代人认为,生一个孩子是家庭生活的基本形态。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这种生育文化需要改变。孩子的经济价值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逐步减弱,我们需要在文化上强调孩子的情感价值、强调孩子作为生命的价值,强调生育和抚育孩子的成长对自身人生成长的价值,通过这种观念上的重新塑造,使人们觉得生育是有意义的,才能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再加上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改善,才能从根本上使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得到提高。”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