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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些、软些、宽些******

　　金仲华

　　一、最好的宣传是怎样的？

　　最好的宣传，是使人看不出在宣传；看得出是在宣传的，是最不好的宣传。新闻工作是一种艺术，它通过事实讲话，而不是跟人家针锋相对开辩论会，也不是板起面孔宣传。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读者进行宣传，更要注意。

　　华侨是倾向祖国的，但受到反动宣传影响，我们的责任是去掉那些影响，使他们逐步了解祖国。我们的工作还有国际宣传的意义。

　　二、怎样才能做好宣传？

　　新的形势给我们的宣传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很多新的地区会陆续打开，更多的任务要我们去完成。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环境，不同对象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新闻报道的方式。这需要有高度的技巧——要稳，要灵活，要避免主观。因此要研究各个具体问题的宣传方法，要多分析、研究各侨居地的特点、政治气候以及各具体侨报的态度和读者反映。

　　要记得：稿件登不登是人家决定的，切不要以主观愿望代替客观现实。

　　三、要多报道哪些方面？

　　我们经常报道的事情有两大类：一、我们需要华侨知道，不管他们原来有没有兴趣知道的，如官厅水库、治淮工程等；二、华侨希望了解，我们加以满足，使他们更好地了解的，如侨乡情况等。不能认为国内一切大事都是应该大力向华侨报道的，如新近的养猪问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就华侨角度来说，对城市的报道要多于农村；对人民生活、工商业、文教事业的报道要多于农业经济；对华南侨乡的报道要多于内地。要多报道华侨熟悉的地方，以及突出的地方。华侨虽很多出自农村，但出洋后很多居住在城市；国内眷属也很多住城市，因此华侨比较熟悉城市情况，比较关心城市新闻。农村人口分散，作为个别的乡村来说，和它有直接关系的人不多，因此除侨乡外单独报道某个村、乡，作用就不大；城市事物集中，和它直接有关系的人多了，熟悉它的人也多，报道了影响的面广。新闻报道要照顾各阶层读者的兴趣。

　　四、要怎样报道？

　　报道时要多讲事实，要有故事性，要多一点人物的活动，有时可用第一人称，要能引人入胜。

　　特别要谈一些中年、老年人所熟悉的风俗、习惯、人情、景物，引起他们的回忆，思乡。通过旧的东西说明新的东西，能使人有亲切之感。

　　要特别注意报道两种人。一是老人。老人在旧社会是不值钱的，被推开的。要报道那些老翰林、老教育家、老中医、老工程师等。这些人往往和华侨还有联系，报道他们现在在做什么，生活得怎样，会使华侨体会到新社会的好处。我们报道新的人物，也应该报道旧人物的新情况，这才不会割断历史。二是普通人(就是在旧社会抬不起头的人)。写他们现在如何成为车间主任、农业社社长、劳模等。

　　新社会的风气和面貌也应该报道。

　　五、风格问题

　　华侨居住地的政治环境，以及华侨的文化水平、思想水平等具体情况一般都和国内的不一样。因此，针对海外华侨读者的报道一定要有它的特点。但这些特点是否就可以说是“华侨风格”？看来不必要用这个名词。当然，文章体裁方面，内容方面应多样化，花式品种要多一些，因为社会上的人是多样的，兴趣也各不相同。

　　上海新民报晚刊提出：“短，短些，再短些”，“软，软些，再软些”，“宽，宽些，再宽些”(报道面宽)，对我们有参考价值。

　　国内的新闻、通讯很突出的是一个“长”字：篇幅太长，段落太长，句子太长，甚至“片语”(phrase)也太长。

　　我们要提倡：

　　1、短文，短段，短句子。长文章要多一些小标题，这是帮助读者，便利人家看。

　　2、突出。是主题突出。要使人家看了头一两句就非看下去不可。句子简单明了就自然会突出。外国人批评我们形容词太多，有时过(看)了两三道门(段)还看不出要说什么问题。

　　3、不要怕重复，报道要有连续性，要追着新闻去报道。

　　4、文字方面。华侨读文言较多，侨报社论有的用文言写，还要写到能朗读。有些报纸文章短，句子短，用文言又杂用方言，读起来有节奏。这是未可厚非的，它接近劳动人民。当然，文体问题还可以研究。这方面我们虽不能完全满足，但也应该注意。现在我们的新闻往往和语言还有距离。我们至少要做到：容易读，顺口。可以引用一些侨乡的成语、比喻，这能使人更感亲切，更能吸引读者。

　　(历史资料)

东西问·中外对话 | “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北京6月8日电题：“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记者阚枫

　　当“老龄化”伴随“少子化”，“一老一少”成了很多国家面临的世界性难题。

　　2021年的中国经济数据显示，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亿，占全国人口的14.2%，已达到“中度老龄化社会”的指标。

　　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遇到“银发浪潮”，如何将“老年负担”变“长寿红利”，这是中国必须攻克的大课题。

　　环视全球，西欧是最早开始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地区，而亚洲国家中，日本、韩国都有应对老龄化的丰富经验，东西方社会可以给中国提供哪些“他山之石”？

　　就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林玲子，韩国东国大学原社会学教授、中国研究所所长金益基，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和荷兰跨学科人口研究院(NIDI)访问学者、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教授、老龄化中心主任贝斯图与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展开对话。

　　专家们表示，老年人群并非社会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激发人力潜能。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现实，充分利用所拥有的人力资源，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与人口数量相比，人口政策更重要

　　杜鹏：对于老龄化，中国舆论中出现了对人口抚养比和经济增长动力削弱的忧虑情绪。在人口政策调整和社会配套跟进方面，日韩两国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中国的经验之谈？

　　林玲子：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发挥人力潜能。一个能够充分发挥现有人口能力的政策，比单纯的人口数量更重要。亚洲国家必须适应逐渐增多的老年人口，从而相应地调整政策。

　　金益基：韩国社会已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口变化的主要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开始下降。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计生政策等社会经济因素都对韩国人口变化产生了影响。1996年开始，韩国政府改变了政策风向，由限生转向促生，但这为时已晚，日本和韩国的促生政策都没有收到实效。

　　杜鹏：贝斯图教授在新近的学术论文中认为，如果人力资本得到快速增长，低生育率可能不会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持续发展构成大的障碍。能否概述得出这一结论的过程？

　　贝斯图：这是基于沃尔夫冈·卢茨提出的“人口新陈代谢”概念得出，即一个人口老龄化社会，如果受教育程度相对更高，人们的技能水平相对更高，且人力资本的改善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提高，这种人力资本的转变就可抵消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结构现实，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而不仅仅是创造和要求更多的人口资源。

　　让年轻人生孩子，什么才是他们最想要的？

　　杜鹏：应对低生育率，世界不少国家的经验大致分三个方面：从产假、育儿假等方面给予时间支持，从津贴、减税等方面给予经济支持，从托育照护等方面给予服务支持。从大家的经验观察，年轻人想要的是什么？

　　林玲子：日本人尤其是男性，通常工作时间很长，所以日本一直以来都尝试着对工作风格、工作方式进行改革。但是最大的影响是新冠疫情带来的，居家办公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尤其是2021年，结婚率上升了。如果远程办公、弹性办公方式继续下去，可能会给年轻人创造比较好的条件。除此之外，产假和陪产假，还有诸如津贴等经济支持也很重要。

　　金益基：韩国政府效仿北欧国家的“工作—家庭平衡”政策，但是韩国政府没有做到为工作女性提供充足的福利，甚至对男性来说也没有一个切实有效的环境(提高生育率)。提高生育水平，弹性工作和陪产假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韩国年轻人最想要的。

　　贝斯图：工作单位政策必须要和国家政策同步，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同时也要在家庭内部平衡男女角色，男女双方都应在照顾孩子和家务中作出同等贡献。

　　少子化和低生育率本身，与其说是一个生育问题，不如说是社会其他问题的表征。比如年轻人要照顾孩子、父母、伴侣的父母，压力太大，政府确实想支持生育，但要想达到目标，可能要先在老年护理领域投入资金，去分担劳动年龄人口肩上的担子。

资料图：一些孩子在家人的带领下走进农田参与劳动。中新社发王俞摄图片来源：CNSphoto

　　应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杜鹏：老年人群并非社会的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在开发“银发资源”方面，日韩的经验能给中国带来哪些启示？

　　林玲子：不能认为老年人寿命的延长会带来社会负担。日本人口确实是在减少，但预期寿命每年都在延长，这就意味着，增加的老龄人口放缓了整体人口减少的趋势。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人口确实在减少，但是如果考虑到健康的老人数量在增加，那么实际劳动人口并未大幅减少，我们要做的是促进就业，促进老年人就业。

　　金益基：韩国正制定各种计划为老年人创造就业机会，制定了各种扶持计划。我们成立了韩国老年人力开发院，全面统筹相关工作，该机构正致力于为老年人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杜鹏：贝斯图教授近期在文章中写到，中国要适应人口格局的巨大变化，逐步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西欧国家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可供中国借鉴？

　　贝斯图：每当讨论老龄化带来的负担时，我们必须准确地定义“负担”所代表的实际含义。我之所以谈到这种人力资本红利，是因为如今的年轻人与50、60、70年前的年轻人有很大不同。他们所掌握的技能、面临的机遇，如果被转化为更高的生产力，实际上就可以产生这种红利。我们应该考虑如何改进劳动力市场的整体结构，而不是把老年人或60岁以上的人群割裂出来看待。

资料图：辽宁沈阳一公园内，一群爱好冰球运动的退休大爷组建冰球队进行比赛。

　　如何让人们接受“延迟退休”？

　　杜鹏：当前，“延迟退休”是中国社会热度较高的话题，其他一些国家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如何在全社会达成延迟退休的共识？又如何做好配套制度安排？

　　贝斯图：在英国，退休和养老金之间的联系已不那么紧密，没有所谓的退休年龄。你的公司不能强迫你在60岁或65岁，或其他任何年龄离职，除非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正当理由。这与养老金年龄不同，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仍然是固定的。所以，你可以选择退休，选择离职，但你无法在特定年龄之前领取养老金。这可以防止人们在他们真正想离职前就被迫失去工作。

　　人们说这会剥夺年轻人的工作，让人工作到六七十岁会增加年轻人口的失业率，但我认为这种说法缺乏证据，我们应该考虑人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如何承担不同的工作。

　　林玲子：我们必须区分退休年龄和领取养老金年龄。日本正将养老金领取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但我们决定不再往后延迟，因为保持养老金体系可持续性很重要，这样人们才会信任它。目前，我们可以选择从70或75岁开始领取养老金，如果延迟领取，获得的养老金会更多。

　　至于退休年龄，必须让它变得灵活，这样未来工作市场才能更灵活。我们可以为人生设立一个“第一工作阶段”，从20多岁到50岁，这个阶段，我们会结婚生子。到了50岁，孩子长大成人，就可以开启“第二工作阶段”，从50岁开始积累新的经验。我们可以工作到60岁或70岁以后，甚至80岁或100岁。这种退休年龄的设定是创造新型社会或适老社会的关键。(完)